为何罗马从来不是一个西塞罗意义上的国家?

奥古斯丁的皇皇巨著《上帝之城》,通常被当作一部中世纪政治思想经典在各英语大学中教授。然而,它虽然深刻影响了中世纪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晚期罗马帝国的一种产物。正是他与帝国各种现实的接触,迫使他不仅在神学中也在政治理论中开辟新天地。他对基督教和帝国之间关系的探寻,把圣保罗的二元论和他关于服从哪怕最罪恶的世俗权力的学说推向极致,在这种探寻中,奥古斯丁离开了古典的关于国家及其道德目的的概念,并因此开启了关于政治服从与义务的新问题。

354年,奥古斯丁生于北非,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属于库利亚等级,该等级如果不是贵族等级也是富裕等级,这个等级中产生地方长官,它还有责任资助各种公共职能的履行。奥古斯丁起初在罗马,其后在米兰研究和讲学,曾经与摩尼教和怀疑主义有过露水姻缘,此后他最终皈依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他尤其受到基督教关于上帝是灵的观念和恶是对上帝的背离而非一种独立的邪恶力量的观念影响,他还受到有可能通过哲学沉思于此生获得美德的信念(一种他之后会放弃的信念)影响。

终其一生,他都享受着罗马化贵族的友谊和庇护。当他在罗马寻欢作乐,虚掷大半青春后,395年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北非成为希波主教。这里是帝国的粮仓,是一片大庄园土地,不是由奴隶而是由农民耕作,他们大多都是依附性的。奥古斯丁在晚期帝国中的生活,恰逢这个地区尖锐的经济和社会冲突时期,这个地区饱受农业衰退、农村动荡、反对罗马殖民统治的民众叛乱、人口两极分化、农民逃离土地导致的人口减少困扰。奥古斯丁所在的那部分北非,其庄园越来越依赖流动劳动力。许多世纪后,这种社会类型的劳动力,会被那些惧怕不受束缚的劳动者引发的失序的社会批评家们描述成“无主之人”。

这场伴随着经济衰退的社会动荡,因为非洲农民的基督教和各分裂教派,例如多纳图教派而加剧。多纳图教派包括有教养阶级中的一些成员和他们的被庇护人,但其支持基础在下层社会中。多纳图主义的一个极端主义边缘派别,即粮仓流浪派,可能由讲古利比亚语的无地农民、一些叛逃奴隶和流动劳动者组成,它不仅象征着一种神学或政治危险,还象征着一种社会危险。这场运动主要是出于社会动机还是宗教动机,对此存在很大争论,但是,看起来罗马化地主精英无疑把它视为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

多纳图教派和粮仓流浪派的威胁,部分构成了奥古斯丁对异端、对国家之必要性的强硬观点的更大背景,但是,他的《上帝之城》的直接缘起是蛮族入侵和410年罗马遭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洗劫。北非因为一场使入侵者调头的风暴而躲过阿拉里克的攻击,迦太基变成了从罗马来的贵族流亡者的避难所。他们中有些是富裕而有教养的异教徒,这些异教徒把这场灾难归咎于对古代道路的背离,归根到底就是对异教的抛弃和对基督教的支持。

奥古斯丁力图向此类帝国精英证明,基督教不是他们的敌人,基督教与世俗政府、社会秩序或对国家的义务——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对财产权和社会不平等的义务并无矛盾。在证明基督教无罪的过程中,他成功地论证了一种信仰,一种对哪怕最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统治者也绝对服从的信仰。奥古斯丁学说的本质内容仍然是人类的堕落状态和原罪的污染。他用一种特别严酷的预定论概念巩固了这种学说。不仅有些人命定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救赎而不论他们在尘世如何行为,而且其他人与上帝恩典的无缘和他们将受的永恒惩罚也是命定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罪大恶极行为的作用。这种极端版本的预定论,之后会被加尔文和其他极少数人采纳。

奥古斯丁否认这排除了自由意志,而且,千真万确,正因为预定论学说使恩典和惩罚独立于具体的人类行动,它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并无必然影响。但是,这种学说的根本目的,不是解决个人自由原则和决定论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为他的双“城”,即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概念建立一个基础。早年奥古斯丁基本赞同其他基督徒关于罗马帝国的观点,即罗马帝国的角色是上帝为世界皈依基督教准备的神意工具,就像优西比乌斯在君士坦丁颂词中提到的那样。

但是,西部各行省经历的灾难(既源自外来威胁,也源自内部失序)对这种基督教乐观主义提出了挑战,并质疑着罗马作为上帝选择的世俗拯救工具的地位。如果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时是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是处在君士坦丁式的必胜主义看起来更可信的时候,那么,像某些评注者那样认为,在这本著作中奥古斯丁最重要的成就是通过挑战帝国的普世主义主张使帝国“相对化”,可能还看似成理。但是,历史已经嘲弄了无论异教徒的还是基督教徒的罗马设想,在这种语境下,奥古斯丁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种对罗马帝国的自负心态的挑战,不如说相反是一种巩固帝国权威的新方法,它无须诉诸难以置信的神意拣选。

对比东方拜占庭,西方基督教由于其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而面对着各种极其特殊的困难。西罗马帝国在基督教之前,而当它改宗后(在许多看人来是因为它的改宗)似乎处在毁灭的边缘。东方没有遇到这些复杂情况。帝国国教基督教和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治下一同降世,东方也没有面临同样的蛮族威胁。毋庸置疑,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基督教之间的神学分歧出于许多理由,但是,我们不应低估了它们与世俗帝国的不同关系在教义上产生的结果。

东方能够设想帝国与基督教、教会与国家的统一,甚至设想教会对世俗国家的从属,然而,西方基督教不仅必须处理帝国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决裂,还必须应对改宗后濒临崩溃的帝国。这排除了任何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简单设想。这不仅影响了对人们理解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方面有直接后果的教义,还甚至影响了基督教最奥秘的教义,例如对三位一体的解释。奥古斯丁神学大部分是这样一种努力:试图在一种基督教基础晦暗不明的世俗权威与一种似乎对世俗秩序构成威胁的基督教之间达成妥协。

针对基督教应为帝国面临的灾难负责的责难,在奥古斯丁的辩护中,一个基本部分是对西塞罗国家定义的思考,这个定义在《论共和国》中由西庇阿提出,我们已经看到过,西庇阿说,国家是“许多人基于法权与正义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成的联合体”。奥古斯丁拒绝了这个概念,因为它不符合历史经验。无论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尽管它对人类福祉有诸多贡献),还是其他任何异教国家,都不符合这个定义,因为,除非在上帝统治下,否则正义不可能存在。但是,奥古斯丁的目标并不是使异教国家失去正当性。

相反,他论证的结果表明了,与尘世的其他国家相比,异教国家同样是国家,同样有资格得到服从。令人诧异的是,他的讨论集中于异教国家和上帝之城,却没有把特殊地位赋予基督教国家,归根到底,它还是受到人类堕落状态的所有恶的折磨。他的意图不是主张基督教国家比异教统治者更有资格得到服从,而仅仅是坚持罗马国家的腐化不应归咎于基督徒。一方面,罗马从来不是一个西塞罗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从未享受过真正的正义。因此,基督教不应受毁灭罗马国家的指责。另一方面,在从异教到基督教的转变中,罗马保留了一个真正国家的特质,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存在真正的正义。

因此,在基督教学说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用来鼓吹对帝国的不服从,或被用来激化内乱。要解释罗马面对的恶,同时为服从其尘世权威而辩护,需要某种东西,它与一种作为在尘世实现的上帝意图的罗马帝国概念非常不同。奥古斯丁一并拒绝了罗马的基督教使命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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