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资本与雇佣劳动:作为社会总体性的生产关系构式

1857—1858年5月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其成果就是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个手稿写在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注明I-VII 的七个笔记本中。在最后一本即第VII 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明: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of (Fortsetzung),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续)。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我已经对这一手稿的文献情况做过说明,此不赘述。我认为,《大纲》是马克思的一次极其复杂的思想实验室,因为在这里,马克思同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现象学,再一次恢复了批判认识论中的科学异化概念,正是在这一重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初步实现了经济学中的伟大革命(“第二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广义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科学认识,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是走向第三个伟大发现最重要的一步。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克思在《大纲》前为自己经济学论著写下的“导言”中的一些方法论上的具体进展,这主要表现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构境的深化和历史认识论构式的新突破。

“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因为在这二人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似乎 “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Grundlage des Feudalwesens)发展起来的”,“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遗留下来的结果”,而是一种人类“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ewigen Normalverh

ltnisse gesellschaftlicher Production und Verkehrs)”。这两个“不是”需要倒过来读,即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历史形成的,并且,它是资产阶级“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历史性结果,然而,这种历史性的产物却被伪饰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批判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即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伪饰成天然的、最符合人性的自然关系。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非历史和反历史(unhistorisch und antihistorisch)”的误认。当然,这也是对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非历史本质的批判。马克思分析说:

很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关于劳动生产的哲学构境不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根据《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文本,马克思这里说的雇佣劳动并非仅仅为狭义的工人劳动,也同时是指作为社会关系场境出现的资本统治关系。第一点是说,这种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关系,在现实的欧洲历史进程中,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关系赋型的解体的脱型中逐步历史地发生的。此时,马克思已经能够精准地区分不同于西欧历史进程的“东方和斯拉夫民族”的社会历史进程,因为后者的“雇佣劳动”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我甚至认为,这是马克思逐步超出线性的欧洲历史逻各斯的缘起,它直达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以及深入思考。特别是在劳动的具体定在形式中,封建的“小农业”和作为“农村事业的工业”的衰亡,固定在自然物理空间中的土地上的劳役和实物收入被彻底否定,以工资(Lohn)收入为基础的新型经济空间中的雇佣劳动关系才得以发生。如果说,黑人不是天生的奴隶,那么,工人也不会是天生的雇佣劳动者,奴隶和雇佣劳动者都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特定社会关系场境(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历史结果。第二构序点是更加重要的,它表征出马克思此时基于历史认识论在历史共时性观察上的巨大进展,这是由于马克思已经不再将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孤立的生产方式,也不是将资本看作一个纯粹的生产关系,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探索这一新的生产关系是如何成为复杂社会定在和关系结构中统治性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现在思考的构序焦点成了:从封建社会后期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期,虽然旧有的“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但它们并非在资产阶级雇佣制度出现之后就完全消失了,于是,这就会呈现一个不同所有制关系共存的现象。马克思发现,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动态构序结构中,“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Capital und Lohnarbeit das herrschende Productionsverh

ist)”。请注意,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及的资本是一种在复杂社会构型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认识的一个重要构式方法论转换。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从线性历时性的构式向复杂共时性场境关系赋型思考的转换。这一观点,在《大纲》的经济学思想实验中还会不断深化。

“导论”(Einleitung zu den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M笔记本)中,马克思仍然是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的,即全部社会定在和发展前提的“物质生产”(materielle Production)。但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这种对物质生产的讨论被放置到更加具体的历史场境分析中来了,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本身的历史性被直接突显出来。这有多重历史性确证。

第一,是物质生产中个人的历史场境关系转换。物质生产当然是由人来完成的,可历史地看,这些个人并非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斯密、李嘉图喜欢谈论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而必定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gesellschaftlich bestimmte)的生产”。并且,经过《伦敦笔记》中的思考,马克思已经可以进一步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看起来原子化的“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关系场境转换的结果,而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现成的本质抽象前提。这是马克思在历史认识论中对社会主体的重要确定。马克思说,这种独立的个人的假象是对于16 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 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结(Naturbanden)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结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 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Aufl

sung der feudalen Gesellschaftsformen)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 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entwickelten Productivkr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有特定喻意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这是马克思第二次在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上打引号,以表征源自斯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历史语境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换。马克思第一次在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上打引号,出现在《评李斯特》一文中,而恩格斯多年之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上打引号。马克思也说明了现实的个人总是一定的场境关系赋型中的历史存在。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层级非物相化视域中,那个“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进一步历史说明。他辨识出,这个18世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中的单个的人,是从封建社会形式那种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然联结”关系解体后出现的。这里中Auflsung(解体)正是个人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失形、祛序和脱型出来的过程。这里的失形、祛序和脱型,显然不同于处于劳动生产过程中自然物的简单暴力解构。现实个人的历史脱型是指人从旧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摆脱出来,而个人的社会失形和祛序则是指具体主体物相化生存形态的改变,有如西方中世纪贵族的假发和长袍向西装便服的转换,中国男子剪除长辫、女子放开裹脚等生活形态的改变。重要的是,如同自然物的失形、祛序和脱型是劳动生产塑形和构序的前提,在社会生活的转变中,历史解构、脱型和社会失形、祛序也是之后现实个人新的生存塑形、构序和社会关系赋型的前提。只是,不同生产方式的转换(筑模与消模,modeling/dismode)是由物质生产进程推动的,而社会物相化中生产关系的脱型和再赋型则会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暴力,由此再生成个人主体物相化生存方式的失形、祛序和再塑形、再构序。马克思分析说: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指认现实的个人在特定社会历史关系场境中的在场存在,而在此,马克思则具体说明了不同时代中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对个人现实本质的历史塑形和赋型。他认为,在封建家庭和氏族的共同体之中,直接血亲和宗法关系中的个人是无法独立的,他们的在场总是生命负熵延续的自然共同体场境关系的有机部分,他们的场境关系存在与共同体直接关系赋型是同一的。依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方面,关系共同体的背后是简单的共同劳作。而当资产阶级在消模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生产之上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发展,造成了传统自然联结的共同体的解构,个人才从宗法关系场境中脱型出来成为“单一的个人”,你是哪个爹妈生的生命负熵血统场境关系赋型开始变得不重要,然而拥有身外的金钱关系成为规制人的场境存在的关键性社会历史负熵质,这种历史在场性中的社会物相化关系的脱型与再赋型,也必然导致个人生活的彻底转换,即从封建等级的凝固化外在标识和分层生活的失形和祛序中以金钱重新塑形和构序一切存在,不同于血亲宗法关系场境中丧失主体性的个人,追逐金钱的个人是原子化的独立主体。马克思认为,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原子化的个人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关系赋型的“外在的必然性”,无形中建立起个人之间工具性的效用场境关联。其本质,是在劳动分工中丧失了总体性的残缺个人。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成为相互追逐私利的手段,这只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这也表示,“市民社会”(II)是由16世纪的工业生产力在封建社会形式中发展的客观构序结果,并且直到18世纪才开始成熟。这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体的认知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性本质透视的一个深化。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居有(Aneignung der Natur)”。这是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马克思十分著名的一表述。这是说,物质生产物相化过程的具体发生,总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具体的个人以某种历史性的“社会形式”对自然的居有和赋型。这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重新强调,它点破了物质生产的本质为人对自然的历史性能动关系。所以,只要“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bestimmten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sstufe)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Produktion gesellschaftlicher Individuen)”。这与上述第一点是前后呼应的,这里所说的gesellschaftlicher Individuen(社会个人),必定是早期血亲关系场境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中的个人,或者脱型于前者的商品—市场经济交换关系场境赋型基础上“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他们在面对生产时,必定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场境赋型之中,并以特定的构序方式进行生产的。按照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旦提及生产就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即“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bestimmten historischen Epoche)”,比如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modernen bürgerlichen Produktion)的历史性就表现为工业生产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性,马克思说,这是他此处将要研究的生产问题。在他看来,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的社会性,或者社会性的生产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出现的特殊生产构式。后来,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社会的生产过程(更不必说生产过程一般),在私人资本家出现以前就存在的很多公社(古代印度的公社、南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等等)内,是不存在的”。具有社会性的生产一般本身,就是社会历史在场的特定产物。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谬误正在于从抽象的社会性“生产一般”出发,将资产阶级生产和分配关系等具有社会历史质性的具体社会运动和特殊规律,“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bürgerliche VerhNaturgesetze)偷偷地塞进来”。这是说,抹杀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差别,进而将资本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场境关系赋型变成“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Naturverh

”,这样,也就认证了资产阶级“现存社会关系(sozialen Verh

ltnisse)永存与和谐”。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虚假关系幻象。这与马克思前面所批评的“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错误是一致的。从本质上看,将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偷换为非历史的自然关系,这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话语迷雾,在后面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分析中,将特定的社会关系场境(价值关系、价值形式和雇佣劳动关系)偷换为到场对象物的自然物质属性,是这种意识形态话语迷雾的升级版。

第三,复杂的社会历史场境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马克思一个新的历史认识论向度。经过《伦敦笔记》,马克思在大量经济和历史研究中直接遭遇了丰富的多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现实,不仅其社会生产方式筑模的发展阶段不同,特点不同,而且他已经意识到,一个历史时期中真实存在的社会形式中可能会包含多种异质的生产方式并存或者相互消长的情况,这使马克思原先思考社会历史形式和分期的方法论发生了重要的转换。所以,他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了这样的全新认识:

这是《大纲》中马克思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思想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但它却被历来的哲学目光所忽略。马克思这里透视一般物像迷雾背后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的思想构境有多重重要的理论构序点:

一是一切社会生活中非实体性的现实社会形式,作为社会物相化的历史结果,都不会以一种单一性质的社会定在在场,任何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有可能是不同质性生活场境复杂交织构序而成,也就是说,人的真实历史在场性有可能是多重异质性在场复合交织的,其中,在社会定在的基础前提上,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个特定时期中的社会定在同时包含不同性质物质生产构序活动和场境关系赋型的状况。比如基于自然经济的早期封建社会生活中,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的社会制度中同时内嵌着奴隶制的残余,而后期则同时基于自然经济和新生的工业生产物相化,而蕴育着正发生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对个人来说,则有可能同时面对着不同生产关系之下的社会生活,有如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封建关系残余、变形中的封建军阀和新生的民主革命力量的杂多个人主体并存,或如马克思所指认的18世纪那些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每天维系着奴隶制下充当野蛮的奴隶主,而回到欧洲则摇身一变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文明”资本家。这是原来马克思并没有认识到的复杂历史在场性的问题。

二是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新的历史认识论构境层面中,我们就会发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必定会出现“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的状况。这一看法,当然深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物质生产基础论的观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个历史时期中,决定了整个社会定在和复杂社会运动的物质生产中,总有一种方式发生的“怎样生产”的物质生产构序占据决定性地位,它的社会先验地位和影响超越其他生产活动且规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负熵质。比如,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逐步超越其他农耕文明中的生产方式,成为这一复杂社会定在中决定性的生产方式筑模,并最终在政治法律上以全新的社会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强大统治机器和制度。

三是与此对应,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定在中,不同生产活动的共在也决定了不同社会关系赋型的强弱叠境的共生现象。马克思认为,其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占决定地位和影响的物质生产构序的性质和水平也产生出特定的先验生产关系赋型,它像一种历史在场性中“普照的光”,它的在场会让其他社会物相化的生产关系从形式和实质上从属于自身。这将是马克思后来逐步深入探讨的方面。并且,这种统治性的生产关系还像天上高位中的“以太”那样,成为构成存在的关键性塑形力量,规制着生活中不同质性场境关系的赋型比重。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又将其表述为社会历史负熵有机系统中的社会总体性。应该说,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理论的重大进展。这也为马克思更加科学地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创造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构境前提。

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还进一步具体分析说,比如在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耕种生产的土地所有制,“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我推测,从游牧生活到定居方式的转变问题,马克思最早是在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中看到的。这是说,在土地所有制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中,即便是出现了早期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新型生产关系,它们本身的在场也必定带有封建生产关系先验赋型的性质,它们在社会生活物相化中的比重也是由土地依附关系的“以太”规制的,在此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不断成熟,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才会逐渐脱型于封建社会关系构式,成为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更新的主体。而面对当时欧洲各国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马克思说,在这些不同的复杂社会形式中,新出现的情况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进程都呈现为走向资本的世界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为在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终将会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是马克思上述所说的决定其他一切关系地位和影响的“普照的光”,资本关系赋型通过外在形式从属进而实质从属,让所有的其他社会关系物相化和生活祛序和改变为资产阶级的特质。这一观点的形成,也是马克思关于以资本为基础生产方式的第一次科学指认的开端!为此,马克思深刻分析道: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欧洲历史上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其实,这也意味着这种生产组织之上建立起来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赋型生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物相化构式,由此,表现这些经济关系赋型的认知范畴和观念,可以历史性地透视那些已经消灭或正在消逝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实际上,这也暗示了一种观点,即科学的历史认识论也只能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构序高点上才会获得现实可能。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历史认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高级社会物相化赋型的结构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些社会曾经存在过的初级社会赋型和社会关系场境。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另外的双重历史性构境意向:一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并非只是存在一种独存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社会进程的内部内含着过去旧的被祛序的生产关系的“残片”和遗存定在,比如社会脱型中残存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但资本的关系正是在封建社会赋型的解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其实,这也包括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及的资产阶级通过他性空间中建立的殖民地,那里的奴隶制度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重要原始积累来源。二是原先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中“只是征兆的东西”,但后来却发展成为“具有充分意义”的生产方式,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实,马克思依据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中的非物象批判构境,差异性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生产关系的关联,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进展。他也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可是,他并没有意料到,当自己在进入经济学语境之后,原有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构境却并不能直接成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现成武器。他不得不锻造一种新的理论工具,这就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并重新在批判认识论的基础上恢复科学异化概念的使用。这是他真正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本质层面,科学地透视第二层级经济物相化的方法论前提。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烧脑的问题群。

“资本章”中,马克思再一次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上回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作为总体性的资本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说:“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einfaches Verh

Process),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这里的资本,就是马克思前面所说的,在工业物相化基础上一定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即“普照的光”,它让一切入序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东西都成为资本支配的存在。马克思说,当一个作为工具的产品(比如李嘉图眼中的机器)成为资本,恰恰因为这个产品中有着“属于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关系将这一生产资料赋型成为资本的力量。这也就是说,作为资本的机器是“正在消逝的东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可是,这里却出现了双重消逝:因为这里作为资本在场的机器并不仅仅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透视中可以捕捉到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有用物,而同时还是内嵌着资本关系的一种经济物相化实在,这种物相颠倒的背后,遮蔽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多重复杂社会关系的异化与事物化。这已经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无法透视的东西。其实,人也一样,马克思再次强调:

显然,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致安年柯夫的信》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相近观点的展开,也是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获得的重要思想。这里马克思据说的“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并非否认现实的个人在社会定在中的实存,而是强调社会的本质是一种超越对象性到场“人口”的场境关系存在。人的本质,在其历史在场的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赋型的总和,社会则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关系总和建构起来的更大尺度中的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生活,所有人都因一定的社会关系场境赋型才成为特定社会定在中存在的现实的人。一个人成为奴隶或者公民,这是由他所遭遇的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赋型而成的。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我们会看到南方那些被认定为“天生的”黑人奴隶,一旦入序于北方的社会关系场境赋型,则立刻脱型和转换为自由人。封建宗法制度下出现的血亲关系场境中的等级身份,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塑形和构序之下会转换为经济物相化场境人格化的“经济人”。马克思这里想强调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中,资本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性的社会物相化关系,一切人与物都成为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社会定在,这也必然出现作为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场境中人格化的资本家和自由的、拥有生产性劳动能力的雇佣劳动者。所以,以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

马克思现在意识到,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恰恰是在封建主义旧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说:

这一观点是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补充。任何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筑模,既不是某种观念逻辑“母体”(黑格尔)的设定结果,也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只能从旧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内部作为“对立”的否定因素生成、脱型和发展起来。它进一步说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比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只能在封建社会的“传统所有制内部”脱胎(失形和脱型)而来,它总是以某种已经开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有经济关系为前提,然后再逐步在新的生产方式中创造出自己的社会物相化经济关系。马克思说,可以将社会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比喻为一个生命负熵有机体的系统中从小到大,从革命性的祛序和否定因素到支配性的总体性的过程,当然,这已经是人所构序起来的全新社会历史负熵进程。马克思说:

t(总体性)概念的讨论,是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关于社会发展筑模的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这当然也是历史认识论的深化。不难感觉得出,这里的有机系统中的Totalit

t(总体性)观念也是马克思较早地预见了社会系统论的构境意向。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改变自身功能构式的社会历史负熵有机系统,在这一系统运动中,社会生活中总是有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Totalit

t(总体性),这正是他对上述那个复杂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中allgemeine Beleuchtung (普照的光)的比喻的科学确证。如果依马克思新创造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就是在复杂多重社会物相化塑形关系场境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我觉得,这个Totalit

t,正是后来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当作马克思主义区别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原则。只是卢卡奇的总体性已经从这里多重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中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变形为抽象的逻辑总体性。有趣的事情还有,当哈维用总体性这个概念来表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整体时,他有些担心地说:“我知道,使用总体性(Totality)这个词,就意味着在一定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挥舞一面巨大的红旗。马克思不懂结构主义,更不知道什么后结构主义。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将他的思想归入到这些类别中”。他竟然不知道,“不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真的在《大纲》中肯定性地使用和论证过这个重要的Totalit

t。这个社会有机系统中的总体性,作为支配性的统摄构式,一方面不断地生产出自己新功能运动中还缺乏的组织器官,比如资产阶级在工业生产物相化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来的新型产业类型,有如机械制造业、运输业以及今天的服务业和网络信息产业等,同时,在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层面中创造出复杂的商品—市场交换场境的经济形式,劳动力交易的场所和商品流通所必须的商业中心,从钱庄脱型而来的银行、全新的股份公司和股票交易所等。另一方面,这个总体性也驱使社会生活中所有要素的在场,无论是旧的生产方式中的要素,还是新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从属于自己。后来,马克思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同的生产关系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质性的从属”机制。比如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失形于封建经济关系场境,通过货币化的地租转换为资产阶级的商业化场境中的土地,新的科学技术转换为资本的力量等等。更重要的是,一切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结果的政治法律制度将全面脱型于封建专制体系,进入到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革命,以确保资产阶级的全面总体统治。在欧洲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进程中,不同国家最终政体的赋型是不同的,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成为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场境中的总体性之后,保守一些的社会物相化脱型与赋型可以是君主立宪制(英国等),也可以是社会物相化中彻底的“共和”断裂(法国等)。

现在马克思认识到,在社会历史“有机系统”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式在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纯粹社会物相化赋型结构,任何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总是在旧的社会形式中内在地发生,并且开始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对立,再慢慢地在社会关系场境的失形和脱型过程中取得总体性的统治地位的。这也意味着,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本身也会是多层面复式塑形和构序。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dem Capital und der Lohnarbeit beruhende Production),不仅在形式上和其他生产方式不同,而且也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革命和发展为前提”。这个“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认识,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认识的最新成果。它以后会由“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慢慢发展成“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这是马克思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中“第三个伟大发现”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与自己脱型而来的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形式相异,而且,它代表了依存于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全新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工业革命的巨大生产力发展。在这种从手工业到机器化生产和科学技术为内驱力的生产力水平之上,也赋型起复杂的商品—市场经济负熵构式的生产关系,它正是在旧生产方式的内部开始萌生、壮大,最终脱型和构序为占统治地位的“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科学认识中十分重要的一步。

“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发展成总体性(die modernen Productionsverh

t)”。这是马克思第一次直接说明资本的生产关系成为支配性的总体性。这是一种基于全新工业生产物相化基础之上的发生在社会物相化层面上的重要关系场境转换。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它的现实生产物相化基础已经不再是自然物理空间中的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活动,而逐渐转换为人所创制的社会空间中工业生产物相化和极其复杂的全新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在此,资本也同时使社会生活中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和整个封建政治法律关系及其附属设施,转换成完全异质的新的社会物相化结果——新的资本生产关系和整个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关系及其附属设施。具体说,当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转换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占有制构式时,与此相应,旧有的世俗权力中的教堂和皇宫被逐渐边缘化和废弃,新的资产阶级活动的议会大厦和法院等新型社会空间应运而生。依我们上面的逻辑构式,成为一个社会定在中的Totalit

t(总体性),也就意味着这种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支配力量。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成为Totalit

t(总体性)的历史性发生,总是依存于雇佣劳动,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联,没有对雇佣劳动的吸血,资本就不能获得活生生的增殖存在,资本关系也就无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支配性社会总体性。甚至我们可以说,雇佣劳动正是资本关系在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中的依存性支撑。

在资产阶级处于弱小地位的时候,它的最初在场是将封建制度下的土地所有制当作自己最初的生存条件,同时,这种前提也会是被超越的对立面,而当流通领域中的货币“从流通中出来”,转换为在生产过程中吸纳雇佣劳动的不断增殖的货币时,资本关系就从旧式的社会关系中脱型而出。同时,自由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以生成资本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存活的allgemeine Voraussetzung(一般前提),所以马克思说,“正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步取得的胜利和资本的形成”。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具体分析到,资产阶级想使自己的生产关系成为革命性社会物相化关系构序进程中支配性的总体性,那么它就必须利用旧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达到自己的双重目的:

当资产阶级自己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物相化进程中支配性的社会总体性时,它通过暂时性地利用过去社会物相化结果的土地所有制达到发展生产力、创制商品—市场经济构式和制造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目的,一旦目的达成,旧有生产关系的总体性支配地位则被根本性地Zersetzung(解体),封建生产方式立刻成为阻碍获得利润限制的“赘瘤切除”,传统社会关系瞬间脱型和解构,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物相化革命,使资本关系成为支配性的总体性,由此,整个社会的主要阶级结构也成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

在这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从两个方面被祛序和否定了,它逐步在过渡到资本的社会总体性:

一是“肯定的过渡”,即“从现代土地所有权,或以现代土地所有权为中介从资本过渡到一般的雇佣劳动”。马克思说:“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这里在场的现代土地所有制,已经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新型土地所有制。一方面,“由于资本对较早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发生反作用而转化为货币地租”,土地上的“货币地租”已经是传统土地所有制直接贡品的失形,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对土地所有权的重新社会物相化的赋型结果;“而与此同时农业作为资本经营的农业转化为产业化农艺”,这是指农业生产本身的工业化,其中已经内嵌着工业之上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普照之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旧体制的脱型和解构中,从土地上解放出自由的劳动工人,原先的“茅舍贫农、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无地农民等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这是从人身依附的宗法关系中失形而出的雇佣劳动者的在场。所以,马克思说:“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这是一种复杂的生产关系脱型和历史性转换。

二是“否定的过渡”,即资本历史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土地与劳动者相分离。这种分离使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工人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他唯一的生存手段和历史在场性就是将自己重新依附于资本的雇佣和剥削关系。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同劳动分离,是土地——劳动的这个最初条件——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中的力量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之后,则会出现否定土地所有权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马克思指出:“资本否定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资本否定独立价值,这恰恰也就是资本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它们的否定就是雇佣劳动。”这意味着,资本否定封建生产关系,恰恰是将自己的对立面雇佣劳动者从封建制度中脱型和生产出来,后者,不仅将成为资本生存和不断增殖的来源,也将作为自己的历史掘墓人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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